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纪律教育引领风气之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熔铸了以"三大优良作风"为代表的一系列好作风，构筑起从严治党的铜墙铁壁，使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人民群众称赞的"模范政府"。
"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
1942年，在延安杨家岭一孔简陋的窑洞前，穿着打有大块补丁裤子的毛泽东，给八路军120师团以上干部作报告。一代伟人艰苦朴素的精神风貌，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宝贵记忆。
毛泽东一贯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永远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反复强调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人民，依靠人民；我们的方法是从人民从实际中集中起来，又回到人民与实际中去。"
1938年春天，延长县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来自延川、宜川等县"残废医院"的200多位伤员要求到延安"请愿"，直接向毛泽东提意见。"残废医院"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的，主要收容长征中和抗战初期的伤病员，临时委托何长工负责。
得知此事后，何长工大吃一惊。他赶紧接待了伤员代表，详细了解他们的困难。伤员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设施简陋，缺医少药，伙食很差；二是医务人员作风粗暴、态度生硬，对伤残病人关心不够。
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后说："这些同志过去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疾了，没有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他们是好同志。这件事，我们没有做好，我们的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种官僚主义。"
毛泽东专门找来何长工，商量如何改善医疗状况。他明确提到"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他还建议，"残废医院"这个名称对伤病员人格不尊重，可以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任命何长工为总院长。随后，延安专门召开了荣誉军人教导院工作会议，派了60多位伤病员参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开宗明义指出："大家在这方面批评得对，要求到延安来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
"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
1940年初秋，毛泽东从杨家岭徒步前往位于延河对岸兰家坪的马列学院作报告。半路上，他碰到了前来迎接的邓力群等4人。"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毛泽东环顾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前来迎接的干部听完都笑了，毛泽东当即批评："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
1944年，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讲到官僚主义问题时，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座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对官僚主义者的讽刺，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毛泽东通过否定官僚主义，隐性地定义了理想干部标准：调查研究、开门整风、下乡蹲点。延安时期，不管是民主人士还是西方记者，来到延安对共产党人的印象普遍都是衣着朴素、吃住简单，作风民主、风清气正，党员干部之间清清爽爽、团结一心，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
"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
1941年8月18日，陕甘宁边区交通厅负责人高克林提交了一篇题为《鲁忠才长征记》的调查报告，介绍了富县打破国民党封锁去定边盐池运盐的过程，并对运盐所用的牲口数量、往返时间、沿途情况作了细致记载。毛泽东认为，这篇报告语言简洁、立足实际，把复杂的经济问题讲得生动具体，克服了夸夸其谈的老毛病。他肯定了高克林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强调："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去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1941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设立调查研究局，同时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使全党同志掌握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学会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使大兴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
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并指出这是"一切实际工作中"唯一"正确的领导"。
在为《七大纪念册》题词时，毛泽东写下"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八个字平实易懂，却有千钧之重，蕴藏着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关键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