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民族危难，有志之士不顾个人安危纷纷走上抗日救亡之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光辉事迹。其中，就有这样一些科技工作者，他们选择了奔向当时最为艰苦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和文化极度落后、科研条件极其艰苦的地方，靠自己的勤奋好学和实干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将自己的所学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一个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发展和军工生产，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沈鸿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的到来，点燃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星星火种，在宝塔山下渐成燎原之势，毛泽东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
奔赴延安
沈鸿，浙江海宁人。1919年，年仅13岁的沈鸿来到上海谋生，在虹口区的一家洋布店当学徒。1931年，沈鸿离开了工作12年的洋布店，和几个朋友筹集到5000元，开办了一个小型机器厂——利用五金厂。几年之后，资金积累多了，沈鸿也掌握了机器制造的各种技术，工厂也由原来的五六个人扩大到30多人，初步具备了生产汽车的实力。可惜不久，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沈鸿带领7名工人、10部机器从上海苏州河启程，经长江到达武汉。当他们向武汉国民党当局要求工作时，却无人理睬。就在这个时候，他听朋友说，共产党是真心抗战的，延安是坚持抗日的，在延安人人都有工作做，沈鸿决心奔赴延安。1938年2月，沈鸿一行带着10部机器，经过艰难困苦终于到了延安。沈鸿感觉到，延安虽然偏远闭塞，却拥有自由的空气和昂扬的斗志，这里才真正是他一展身手的天地。
建立陕甘宁边区机器厂
沈鸿的到来为边区的军工和民用企业注入了活力。当时，边区政府的工业政策是奖励并保护边区内外实业家来边区发展各种工业。沈鸿一到延安，就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每月还发给5元零用钱，待遇高于一般干部。沈鸿很快分配到兵工厂。当时，延安由于缺乏基础工业与技术人才，陕甘宁边区工业整体处于较为落后状态。只有1936年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吴起镇建立的唯一一个兵工厂，技术力量不强，在桥儿沟对面的柳树店，兵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修机械，设备非常简陋。为了工作方便，沈鸿就住在桥儿沟东边的刘万家沟。
沈鸿从上海带到延安的铣床
沈鸿带来的车床都是“母机”——制造机器的机器，此后延安生产的机器都是它们的“后代”。除了车床、钻床、铣床、刨床等母机外，还包括电动机、发电机等9部设备，千分尺等47种194件工具、131支钻头和一些其他工具。虽说都是极其平常的机械工具，但对于几乎与世隔绝的延安来讲，弥足珍贵。以这10部机器为基础，沈鸿等人开始制造出一些适合边区条件的、易于搬迁的新型“母机”，并用这些“母机”又制造出了各种机器，如印刷厂的油墨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等，还设计生产了延安第一台造币机。1938年底，兵工厂和沈鸿带去的工人和设备合并起来，在延安城南柳树店建起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从此，延安的工业经济走上了发展的轨道。
延安第一台碾油墨机
在延安，沈鸿把满腔的热情都投入工作之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丝不苟，对徒弟们也要求很严，徒弟们一点也不敢懈怠。他交给徒弟们的任务必须按期完成，不许打折扣。绘制的图纸，哪怕一点小错误都不许涂改，必须重来。他不论给哪个人提出技术、工作上的问题，都不允许说“差不多”。一旦说了，他就追问：“差不多，到底差多少？”答不出来，对不起，想好了再来。师弟黄海霖在工厂管工务，严格执行沈鸿的要求。他说一不二，对谁也不通融。有一次军工局长李强笑着对沈鸿说：“你那个黄海霖呀，真是方方正正难说话呢！”从中可见沈鸿工作态度的认真及言传身教对徒弟们的影响力。
在沈鸿的主持下，一厂生产了各种专用机床。如，抗战前方修械需要各种便于行军携带适应于游击战的小型机器时，沈鸿和军工局局长李强商议后，试制了一套2.5英尺长的袖珍车、侁、刨、钴组合在一起的机床，它的全部家当，只需两匹骡子就可以搬运，动力机用一头牛就可以转动起来，很适合战地使用。试制成功后，一共造了30套，分送到前方枪械所大受欢迎。人们亲切地称它是“马背工厂”，毛泽东还专门观看了“马背工厂”。
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顽固派封锁后，边区的油墨一下子断了来路，印刷机没有了油墨。印刷厂厂长祝志澄求援并派蔡善庆到茶坊找沈鸿。蔡善庆原是上海《字林西报》的工人，同沈鸿很熟。他一见沈鸿就风风火火地嚷：“阿拉厂快停工啦，侬帮帮忙吧！”沈鸿开始帮助设计碾油墨机。机器不复杂，主要由3根钢辊构成。延安不出钢，近1米长，20-30厘米粗的钢辊哪里找呢？有人说延长石油厂废钻头可以利用。废钻头运到了工厂，铁工们很快将钻头锻成毛坯，又经过车床加工成精坯。这时，又遇到一个难题，这么大的家伙，如何淬火？一天，沈鸿与铆工班长刘伟一起到河边去洗澡，发现有一个水湾，觉得这是个理想的淬火地点，于是把炉子砌在河边，搬来风箱，在河边加热，然后靠自然水流迅速冷却，达到了淬火的要求。这个稀奇的“淬火炉”，就是延河边的废井坑。延安第一台碾油墨机终于制造成功。从此，延安有了自己制造的油墨机。沈鸿等人把碾油墨机送到清凉山新华印刷厂试验，一试成功，马兰草报纸乖乖地吸收了新碾出的油墨，现场一片欢腾，延安人民的精神食粮经过艰苦奋斗有了可靠的保障。
研制酒精
沈鸿以“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为理念，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先后设计制造了各种机器，配备了许多工厂。如“印刷厂的油墨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以及边区某些工厂的各种机器”。
沈鸿不但在延安建起了兵工厂，还办起了酿酒厂，并自行设计出了酒精塔。酒精塔像蒸包子的蒸笼一层层摞起来。因为当时没有电焊，只能用螺丝拧紧，高、粗大约30厘米。每层钢屉内装配有管道之类的零件，工艺要求极严。要制造酒精塔，首先是原材料，延安没有钢板，茶坊工厂从延长石油厂运来钢管，他们就“看料裁衣”，按设计要求加工，然后运进一孔大石窑，高度不够，搭上脚手架向上凿了个窟窿，擦到10来层，认为可以了。一试验，只蒸出了90度的酒精，不合格。再向上加两层，蒸出来只有92度，还是不合格。“上天”无路了，只好把钢屉全部卸下来，向地下进军。挖呀挖呀，又增加了6层钢屉，这次试验，终于蒸出了纯度达到98度的合格酒精！当大伙儿看到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凝结成的晶莹液体时，一片欢腾！近150个日日夜夜的焦虑、劳累统统抛到脑后，只有成功的喜悦。沈鸿不由地吟咏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晚年沈鸿和别人谈起这件事时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制造迫击炮弹
根据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总供给部决定扩大枪械生产，要求兵工厂从修理转向制造迫击炮弹。沈鸿从来没有设计制造过生产武器的设备，但是凭着自己设计制造其他机器的经验和一些参考资料，并同老工人们一起商量研究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1943年，中央军委决定茶坊兵工厂负责筹建一座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专门生产六零迫击炮弹。沈鸿和技术人员在缺乏技术资料和材料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因地制宜，设计了生产炮弹的设备，如制造引信、弹体、尾管、尾翅等一整套设备。此外，还有水力试压机，以保证产品质量。这些设备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为以后生产迫击炮弹起了关键作用。
1945年，茶坊兵工厂开始试制八二迫击炮弹。由于技术要求较高，手头又没有资料，沈鸿指导大家精心测绘，从设计到生产都一丝不苟。沈鸿虽为总工程师，但他的衣服，他的手却常常满油渍。每个新机器制成后，他一定要守在旁边，长时间地观察有没有毛病，以便改进。从设计制造到安装使用维修，每一个环节都反复琢磨，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态度。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做出完全合乎标准的迫击炮弹，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942年冬的一天，从安塞到延安的大道上，残雪未消。有两个人策马疾行。一位是茶坊工厂的厂长毛远耀；另一位是总工程师沈鸿。他们接到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说毛泽东约见沈鸿，便向延安驰来。到达军工局已是中午，毛远耀陪沈鸿从军工局驻地大砭沟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临时居住的窑洞。一进门，一个身躯伟岸的人立刻站起来迎接，不用说，这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微笑着和沈鸿亲切握手，又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彭真、高岗等人。刚一落座，毛泽东就对沈鸿说：“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哩，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
沈鸿连忙说：“领导对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也能克服。”“自力更生”这个词儿，是沈鸿到延安以后方听说的。现在毛泽东亲口道出，感到含义特别深刻。沈鸿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的创造发明。
毛泽东问沈鸿是从哪里学到制造机器的，沈鸿说：“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以后胡乱做些机器，谈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起来，说：“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习打仗。”接着，毛泽东谈到边区经济的现状，“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
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说罢从书桌上拿出一本《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油印小册子递到沈鸿手中。
毛泽东笑着对沈鸿说：“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沈鸿笑而不言。当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沈鸿。
回到茶坊，沈鸿认真地阅读了毛泽东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初稿，对工业生产发展提了一些补充意见。如原料短缺，生产上打打停停不是办法。建议有可能时，自己动手炼铁。这个意见得到了采纳。
炼出灰生铁
1942年，军工局成立炼铁部。沈鸿负责制造设备，徐驰主持冶炼。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他从徐驰带到延安的德文本《炼铁学》中获得炼铁的系统知识，终于能够设计出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成套炼铁设备。当时，首要的任务是找耐火材料，学地质的汪鹏骑着毛驴，背上挎包，带一把小榔头，走遍了周围的一条条山沟，每天把找到的黏土编上号。如何鉴定黏土的耐火度呢？没有测高温的仪表，很难确定。沈鸿想出一个办法，在住的窑洞外面砌了一座小窑，把编号的黏土捏成小三角锥，有次序地放在小窑里，同时依次放不同熔点的金属。把搞陶瓷工艺的、在鲁艺试验工厂的祁俊先也请来参加实验。那晚，大家兴奋得都不想睡觉，轮流值班，观察炉温，看哪一种金属熔化了，哪一个三角锥变形了，塌下去了，就记录下来，经过比较，挑选出耐火度高的黏土。就这样解决了炼铁的一个个难题。随后，沈鸿和徐驰在延安的大砭沟，选择了一块方圆百十米的地坪，带着一群工人和自然科学院的学生，昼夜苦战。他们根据延安炼铁没有焦炭只能用木炭做燃料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相适应的小高炉，铁厂所需要的设备如鼓风机、水泵、热风炉等；沈鸿带来的一部小发电机也派上了用场；晋绥边区送来阎锡山留下的一台蒸汽机，经过修理也派上用场。小高炉开始试炼时，由于温度低，只出白口铁，后来提高了炉温，灰生铁终于炼成，一昼夜可炼一吨多灰生铁，基本解决了边区铸造机器和弹壳的需要。
毛泽东题词 无限忠诚
1944年5月1日至25日，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沈鸿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去年我们在展览会上，看见了很多生活上的必需品，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边区的经济条件虽然落后，虽然受到重重封锁，但是我们处处和群众的经验及创造性相结合，就能产生出相当的成绩，可是我们结合得还很不够，缺点还很多，因此我们要开这个大会，互相交流经验。”
1944年5月10日，《解放日报》第1版专题报道了“模范工程师沈鸿同志”事迹，毛泽东为沈鸿题词：“无限忠诚”。沈鸿在延安8年时间里，与工人们共同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使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在装备兵工厂的同时也装备了一些民用工厂，为根据地新建或扩建的印刷厂、造纸厂和石油厂等13个民用工厂提供了通用和专用设备400多部（件）。
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对沈鸿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又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沈鸿奉命结束茶坊工厂的工作，随军工局第一批人员出发，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到达张家口——中共中央向东北输送干部的枢纽。1947年4月，在晋察冀边区上寨镇，由刘鼎、姜载愉介绍，沈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沈鸿是抗战中唯一将工厂迁到延安的人，他带来的“母机”，给延安生产了数百个“儿子”（子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工业经济发展，他无愧于“边区工业之父”的光荣称号。他的聪明才智，在这里得到创造性发挥，固然因为这里集合着一批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但更重要的是，上上下下，团结一致，有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有了这样的信心和精神，在别处办不到的事情，在这里办到了；在别处克服不了的困难，在这里克服了；在别处无路可走的地方，在这里闯出了路。它就是别处绝对学不到的特殊本领——“延安精神”。正如沈鸿说：他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在延安的窑洞里锻炼出来的。这就是“奥妙”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