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道封锁线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们冒着枪林弹雨从全国各地到达延安，这其中也包括刘少奇。
1943年夏，刘少奇在延安
1939年，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由延安出发，仅7天时间就到达了河南省确山县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竹沟留守处。之后，他奔赴新四军各部队驻地，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1942年3月，他又奉命从苏北返回延安。当年，他离开延安时，日军的进攻重点尚未完全转到敌后战场，国共两党关系较为和谐，火车、汽车基本畅通，而返回延安时，可就不那么顺利了。国共两党关系已发生变化，国民党当局对各根据地严密封锁，捕杀中共过往人员。刘少奇回延安只能绕道山东、晋冀鲁豫、冀中、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途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4省，要通过日伪军和国民党军设置的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余里，一路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
革命领袖友情深，多封电报问安危
从决定刘少奇回延安到最终到达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发出10多封电报。1941年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商谈回延安事宜，“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刘少奇根据当地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回电希望暂缓回延安。对此，毛泽东复电提出“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电报正式确定刘少奇回延安。鉴于返程路途漫长且要经过层层封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刘少奇一行安全，并在沿途进行专门部署。2月1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
为解决山东根据地存在问题，3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要求路过山东时，帮助慎重解决。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21日毛泽东不知道刘少奇已离开苏北，又致电：“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刘少奇在山东工作期间，毛泽东仍然心系他的安危。6月1日致电：“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7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刘少奇：“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是在山东还是仍在军部”。9月21日，毛泽东闻知刘少奇到达河北后，又致电称：“安抵129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10月17日，十分关注刘少奇安全的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总部询问：“胡服（刘少奇化名）同志现在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11月16日，毛泽东得知刘少奇即将通过同蒲路，便致电120师林枫等人：“少奇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安全护卫胡政委，突破封锁过盐河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化名胡服和一起赴延安的吕振羽、江明夫妇（吕时任刘少奇政治秘书）以及贺绿汀、崔义田等人，在新四军独立旅第1团团长周长胜带领的4个连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行程的第一站是淮海区党委所在地周村。华北区负责人邓子恢、彭雪枫等人向刘少奇汇报了工作。刘少奇向他们传达了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并对今后如何继续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作出指示。几天后，他们一行又上路了，由于一座座明暗碉堡和一道道封锁沟，前进路上充满了艰险。他们通常是黑夜行军、白天休息。
首个要经过的封锁线是向西北渡盐河，过陇海铁路进入山东境内。这段不满200公里的路程，有着重重封锁。“皖南事变”后，日寇停止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调动主力对付解放区战场，并进行大规模的残酷“扫荡”。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西南的准阴、准安，西北的灌南、灌云等地，都有日寇的据点。他们控制了主要的交通要道。苏北区的河网较多，敌人靠河岸三五里建一个碉堡；有公路的地方，几里地就建个炮楼。日伪军严密地巡逻，盐河经常出没鬼子的汽划子（小汽艇），而且沿河岸边离敌据点很近，100多人要想安全快速地渡过五六十米宽的河，是相当困难的。
据护卫刘少奇的魏良彬回忆：吃过晚饭后，胡服和去延安的干部及护送的警卫人员排成纵队，鱼贯而行。一路上，不准讲话，不准抽烟，牲口的嘴也绑住了，只能听到轻微的脚步声。到盐河边，已是深夜12点了。大家在河边休息，分别渡河。渡河时只有10多条小船，而且距离敌人的据点很近，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为了加速渡河，有的同志乘坐大木桶过去，牲口卸鞍，蹚水而过。他说：“看到胡服同志披着皮领大衣，安详地跨上小船。小船摇摇摆摆，动荡得厉害。我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
过了河，天亮之前，他们在陇海路南面的山东海陵县一个村庄休息，准备穿越铁路。当时，陇海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铁路干线，沿途有日军重兵把守，又在铁路两旁修建了许多碉堡炮楼，挖了又宽又深的护路沟，还不时地出动铁甲车沿路巡逻，这也给跨越铁路带来很大困难。经商定，护送部队分兵两路，分别走在刘少奇他们一行的两翼，无声息地向铁路线靠近。在离铁路还有半里多的地方部队停下来，隐蔽监视铁路两侧敌人的碉堡。然后由一支专门组成的突击队出其不意地插到前面的铁路卡子，把伪铁路警卫人员全部捆绑起来，然后通过。4月上旬，他们一行抵达山东省临沭县朱樊村115师师部。
曾旅长胆大心细，许老板二渡沂河
1942年7月下旬，刘少奇一行从朱樊村出发，过沭河、沂河到鲁南抗日游击区。山东分局决定，这一段路由115师独立旅旅长曾国华率部护送。根据交通情况和沿途敌情，为了减小目标隐蔽行动，刘少奇和山东分局将随行的100多人精简为18人。据原山东领导人黎玉、陈沂等回忆说：“当时从滨海去鲁西路程几百里，要经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特别是津浦铁路，大家都为少奇的安全担心。分局领导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派主力部队一个营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小部队化装护送。多数同志主张第一个方案，去请示少奇同志，他却依然同意铁道游击队护送。于是他就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站在战士的行列里起程了。”当时，他们脱下军装，化装成不同行业的老百姓，刘少奇装扮成生意人。他强调：“为了保密，有些事情不要随便议论，也不要再叫我首长或胡政委了。从今天起，我改名许行仁，你们就叫我老许吧！”从此，路上大家都叫他许老板。
从临沭到鲁南要过沭河和沂河，这两条河发源于山东沂山南蔍，南北流向，平行流入江苏境内，两河之间的距离5公里多。敌人在这两条河沿岸设立了密集的据点。刘少奇一行在去鲁南的路上，要渡过这两条河。如果他们在两河之间被敌人发现就难以脱身了。刘少奇事先了解了这一情况，和曾国华研究了渡河的部署。当天，曾国华派出几批人去侦察情况，安排水手，准备渡船。刘少奇一行准备傍晚悄悄渡过沭河，黑夜偷渡沂河。
太阳落山时，曾国华领着刘少奇一行渡过沭河，按预定路线向沂河奔去。行走到两河之间时，忽然狂风呼啸，顷刻间天地一片漆黑，大雨像瓢泼似的浇下来。在相互搀扶和鼓励声中，他们来到预定偷渡的沂河边。这时，已经是黑夜了，雨越下越大。曾国华观察了一会儿，没发现事先派出去的侦察人员和布置的渡船，不免有些焦虑。刘少奇宽慰大家说：“既然派去的侦察、联络人员和布置的渡船没到，也不要着急，只是我们不要让敌人发现和遭受突然袭击，可以先到河边比较隐蔽的地方等待。”于是，大家都到一个摆渡人的茅屋里等候。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大雨仍没有停止，派去侦察联络的人和预先布置的船仍然没有踪影。曾国华分析可能发生了意外，便带人到附近村子了解对岸敌人的动向。侦察后，到底渡不渡河，曾国华一时难以决定。于是，他向刘少奇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这样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能见度非常低，对我们隐蔽过河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日军为防止我们利用雨夜偷渡，也有可能设下埋伏。到底过不过河，我实在难下决心。”
对于举棋不定的曾国华，刘少奇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没有跨不过的山，没有越不过的河，大家一起想办法。”“我对情况毫无了解，究竟怎样行动，还要请你作决定。根据所讲的情况，这里是敌人一个重要的口子，侦察、联络人员又没有消息，预先布置的渡船也没有来。我们在这样的夜晚也出动过，敌人过去也有这个经验，目前又正是夏收的季节，敌我对粮食斗争正是激烈的时期，同时，我们白天经过的地方，有些是市镇，也有可能走漏消息，当然也可能完全没有问题。”接着，刘少奇又说：“过不过河还是请你决定，不过在这个地方，不宜待得过长，如果不强渡，就应该考虑是否转移到沭河东岸。”曾国华听了刘少奇的分析，心里有了底，决定转移到沭河以东。当夜，大家又急行军退回沭河东岸。第二天夜晚，曾国华带领大家再次渡过述河，然后顺利地渡过沂河，脱离了险境。后来，曾国华回忆说：不久得到情报，就在刘少奇一行第一次准备渡沂河的那个大雨滂沱的夜里，敌人已经得到消息，说有一支部队要在这天晚上过河，便在沂河西岸渡口附近设了埋伏。如果当夜强渡过去，后果不堪设想。
信任向导过神山，顺利走出迷龙汪
进入鲁南抗日游击区后，鲁南边联支队参谋长王六生负责护送。他们连夜穿行在黄山、神山一带的日伪占领区，全程30多公里，时间紧迫。神山东北一带是黑土涝洼湖地，历来有“干如铁，湿如鳔，不干不湿抠不掉”的说法，要沿着有草的路边行走，若陷入泥沼中，须用力跋涉。队伍原计划天亮前走出敌占区，到苍山游击区的迷龙汪休息。谁知向导迷失了方向，一直走到下半夜，还未能跨过潍台公路。大家心里很着急，有人嘟囔起来：“怎么搞的？这么半天还没走出去！”“天亮被敌人发现怎么办？”
站在树下沉思的刘少奇听到有人责备向导，便走过来对大家说：“不要埋怨，他也很着急嘛！我们不要打扰他，让他冷静地想想。”刘少奇又和蔼地对向导说：“这一带你很熟悉，仔细想想，就会找出路来的，如果夜间有星星，我们只要看一看北斗星的位置，方向就明确了；碰上像今天这种情况，我们也有办法。您注意了没有？凡是正房都是坐北朝南，通过周围的树也可辨清方向。你用手摸一摸，就会有感觉：向阳的一面长得粗糙，背阴的一面比较平滑，粗糙的这面就是南，平滑的那面就是北。”刘少奇丰富的生活知识以及对同志的关心和信任使得向导心情慢慢放松，仔细地别着方向，最终确定位置，顺利到达迷龙汪。
早饭后，队伍安排休息。刘少奇对苍山游击区的情况作了了解。在谈话中，他突然问王六生：“你常在这一带活动，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迷龙汪？”王六生笑着说：“这里还真有个故事呢！相传乾隆皇帝南巡，坐着轿子来到这里。遇到大雾，四下里什么也看不到，乾隆和抬轿子的人都迷了路。又因这一带地势低洼，后人就给这地方起了个名字叫迷龙汪。”刘少奇说那么我们在这里迷路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他又若有所思地说，“历代帝王将相都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因此他们非迷失方向，非走错路子不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历来把人民群众当成历史的主人，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所以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铁道游击队护卫，少奇横穿津浦路
刘少奇一行渡过沭河、沂河，后到达枣庄西南的小北庄。由鲁南铁道游击大队队长刘金山、政委杜季伟等人护送，在沙沟到临城（今薛城）间的干沙河越过津浦铁路，直奔微山湖。
津浦铁路是又一道敌人重兵把守的封锁线。这天，刘少奇一行在夜幕下来到沙沟与临城之间离铁路线三四百米处，突然有一道白光从北面闪来，原来鬼子的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开过来了。大家迅速在沙河边隐蔽下来，巡逻车照一会儿探照灯，打一阵子机关枪，就向南开去了。刘少奇对刘金山说：“鬼子控制了铁路交通线，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妄图割断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现在，延安同山东、华中根据地的联系，只有这一个口子，你们要动用一切力量，保住这个交通线。今后，铁道游击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护送过往的干部。”刘金山说：“这个任务很重要，就是有些队员认识不到，总感觉执行这样的任务不如打鬼子、扒火车过瘾。”“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刘少奇说，“使大家明白，完成好护送干部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比你们开展军事斗争更有意义，对革命贡献更大！”就这样，他们不知不觉来到了微山湖东岸。
由于鬼子据点又增加了兵力，形势有了变化，负责护送的人员决定改变计划，连夜上船进入湖中的芦苇荡休息，刘少奇一行和游击队员们在微山湖隐蔽待命。期间，大约10多天时间，他们在湖上过着“天大的房子船当床，野生湖藕当干粮”的艰苦生活，刘少奇经常和大家一起聊天，利用各种形式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指导游击队进行革命斗争。他对游击队员们说：“你们在这里坚持革命斗争，我看要注意三条：首先，既要用力地打击敌人，又不要过于暴露自己，做到出其不意，掌握主动。另一条，对敌伪下层组织，如保长、伪乡长等，要把打与拉结合起来。对坏的不打不行，但光打不拉也不行，在敌占区斗争要讲策略。再一条，铁道游击队要重视游击区建设。”
敌情缓解后，他们迅速上岸离开湖西地区，进入鲁西区。由于日军在当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进行经济封锁，群众生活很困难。刘少奇听了当地区委的汇报，指示他们要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办法，帮助群众生产，解决生活困难，要求干部们动员老百姓种植瓜果蔬菜。他说：“种什么呢？我看菜呀瓜呀、萝ト、豆角，等等，凡是能生长的都可以种。将来能结瓜果就吃瓜果，长不出瓜果的，就是叶子藤子也可以吃呀，总比吃生枣和枣叶强得多，比没有吃的更强。这样，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后，瓜果长出来后，群众生活就会好一些，枣儿也成熟了，我们再帮助群众把枣子卖出去，换些粮食和日用品回来，群众的生活就会安定下来。”他还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给群众东西，而不是向群众要东西。我们必须和群众同甘共苦，在群众中生根，要使群众相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这里。
地下党精心安排，刘少奇巧过平汉
1942年8月下旬，刘少奇一行渡过卫河，由河南进入河北。面对的就是平汉铁路——这是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同延安联系的必经之路，日军防范特别严密。为了避免人多引起暴露，当地党组织决定将刘少奇一行化整为零，分批前进。刘少奇依然化装成商人，在地下工作者的精心安排下乘坐通过伪军搞到的一辆小汽车，在白天堂而皇之地通过日军重兵把守的平汉铁路。
9月上旬，到达八路军129师师部所在地河北涉县的赤岸村，刘少奇赶紧给延安和华中发电报告平安。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刘伯承和邓小平只能用当时“最好的东西”干羊肉来为刘少奇接风洗尘。几十年后，邓小平曾对他的女儿回忆说：“1942年9月，刘少奇由华中回延安途经太行时，在赤岸的129师师部，请少奇吃饭，吃的东西只有干羊肉。”他还说“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我们很久没吃肉了！”从赤岸村到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晋东南辽县（左权县）麻田村，仅70多里路，刘少奇等人不到一天就赶到了那里。
穿白晋、越同蒲，千里行程抵延安
1942年10月19日，刘少奇越过白（圭）晋（城）铁路，到达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阎寨村，恰逢日军发动“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向太岳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进攻。于是他们随太岳区党委和军区一起转移，在山区里转来转去，躲避敌人“扫荡”。考虑到刘少奇的安全，太岳纵队兼军区司令员陈赓建议，刘少奇一行同军区机关分开行动，以脱离敌人扫荡，待机前进。刘少奇一行被安排到沁源县涧崖底村，这里地处沁源、平遥、沁县、武乡4县交界，距日军据点较远，沟壑纵横、地势险要，由晋东南工委护送，具体工作由平介县委书记成克率领八路军洪赵支队承担。刘少奇化名许行仁，仍装扮成商人，昼伏夜行。
一天傍晚，他们从山区下到大平川，准备从平遥城北5里地的一个口子越过同蒲铁路，渡过汾河。经过三昼夜的昼伏夜行，他们终于走出日军占领区。据跟随刘少奇同行的陈士吾回忆：“严寒的冬天，晋西北的高山地区像个冰库，尖历的西北风呼啸着，吹起飞沙走石打在我们的脸上像刀割一样疼。身上的棉衣抵御不住彻骨的寒，冻得周身都麻木了。少奇尽管有病、体弱，仍然和我们一样爬山、走路。有时他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在后面推他，抓住树枝藤蔓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我们还没有翻过山梁。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热汗浸透了衣服，被冷风一吹冻成冰块，眉毛、鼻子上结了薄薄一层冰凌，饥饿、口渴、过度疲劳一齐向我们袭来，我们个个气喘吁吁，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山沟里坐下来体息一会儿。”当夜行军上百里，黎明前抵达预先安排好的联络点大良庄隐蔽下来。
刘少奇一行进入晋西北地区时，已是12月了，这里山高风大，满是冰雪，也是回到延安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日军为分割三分区和晋西北军区的联络，昼夜不停地在交离公路上巡逻。因此，刘少奇一行要回到延安，还得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跋山涉水夜行军。在交离公路西侧的大平川地，需要从夹着冰雪的河流中蹚过去。进入了高寒山区后，迎面吹来的北风，吹在身上比刀割还难受，每个人的眉毛上和男同志的胡须上都结了冰珠子；爬山时不断流出的热汗湿透了衣服，被冷风一吹，变得像玻璃一样，一走动就哗啦哔啦地响。在高寒山区夜行军，人人都十分难受，但刘少奇仍像往常一样，兴趣盎然地给大家讲故事。他说：“前面那座很高的山，就是吕梁山，山上有个人祖庙，我也上去过。庙中有历代的碑记，说人类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源的……那当然是一种传说，你们将来有机会也可以上去看看。”大家被这些故事吸引着，都忘却了寒冷、饥饿，一边听着一边鼓着劲走，就这样过了高寒山区，同晋绥根据地前来接送的部队联系上了。
1942年12月中、下旬，刘少奇一行由晋西北跨过黄河进入陕北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地区。12月30日，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103道封锁线，行程3000多里，刘少奇安全回到延安。
从刘少奇回延安穿越103道封锁线的艰难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十分艰辛。尤其是1942年前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积极反共及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各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人员往来造成极大的困难。特别为了召开中共七大，中央安排刘少奇和各地领导干部回延安的路途艰难曲折、充满危险，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就是踏着困难前行的，而且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坚强。
